查阜西：十年来的回顾和感想
编者按：
该文是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之际，查先生对古琴艺术近十年发展的见闻与观感。在解放初期，由于时代背景与缺乏信心所迫，查先生不愿意做博物馆的表演展览，对古琴艺术消极对待。1953年文艺整风后，应中国音乐家协会的嘱托，先生开始与各地琴友研究《幽兰》。1954年底，先生应邀参加中国民间古典音乐巡回演出。正是这场遍及国内十几座城市的演出，让先生意识到并非“知音难寻”，而应通过更多表演繁荣古琴艺术。1956年从国内收集了86琴人262曲，近两千分钟的录音，和一些重要的古琴文献和文物图片。1957年完成了琴曲辞典《存见古琴曲谱辑览》。1958年编成了古琴指法辞典《古琴指法谱字辑览》。这些研究整理工作，是为继承与发扬古琴艺术而作的准备。查先生认为，这些工作成绩不应归功于自己，而应归功于党和群众。
很多人知道我国有古琴这一乐种，或者说很多人对古琴并不陌生。但是由于古琴本身音量微小、风格古朴、以致过去被一部分旧知识分子或新音乐界的人们误认为是封建社会士大夫专用的音乐，因而倾向于否定古琴音乐。另一部分人，则无根据地夸大古琴。百年以来如此，甚至解放初期还是如此。
任何人如果采取最显实、最老实的态度，不能不肯定古琴是一种音乐，是一桩民族遗产。毛主席早在延安文艺座谈上就曾提到要我们把一个手伸向古代，也强调过对待古代的东西要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但是我在解放初期，并未严肃对待这些指示。我曾有过这样的表示：“我不愿意做博物馆的表演展览”。那时我为什么有那样的看法呢？
原因并不很简单。过去在旧社会里我弹古琴，虽然也多少带着些民族意识，但是主要的意识还是自鸣“清高”下的功夫，只是为了满足业余兴趣或在琴人中不甘后人，并且认为弹琴若不是为自己享受而是供别人欣赏的专业是“可耻的”，是“吹鼓手”。其次，十余年以前我遇到过儿个欧美“懂琴学”的人，和个别国内的“权威学者”，他们异口同声地就：“中国的古琴是音乐学中的一个突出而必须整理的重点知识，但是在中国学术落后的形势下，只能由西洋学者来代劳！”我虽然听了很不大服气，但是我想：我并不是一个音乐专业者，只能靠别的有心人去争气，我是绝无能力去“整理”的；尤其是我亲自体会到古琴音乐的水平在那时的确是每况愈下。抗日期中，各地琴坛星散，本来弹琴的人也不弹了；古琴文献被劫失、灭失了，连制琴弦的人都绝种了；音乐领域中否定古琴的人越来越多了；专业琴人或者贫病而死或者正被人欺侮；古琴、古琴文献、古琴音乐纵有遗留，势必都要变成博物馆的东西了。
1953年的文艺整风中，党更明确地提出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再强调了重视民族遗产和发扬民族优良传统的号召。我参加了第二次全国文代大会，虽然受到很大鼓舞，感到很大兴奋，但也只是庆幸一般民族音乐可能会抬起头来， 而对于古琴这一乐种是否也能有发展前途，却仍然缺乏信心。我当时在音乐家协会的分组讨论会上曾表示过：“古琴音乐本身可能是没有前途的，但它有不少的曲调，或许可以采取一些作素材来繁荣创作”。
音乐学家还记得五四运动之后，北京大学和东南大学都曾把古琴作为“国乐”提创过一段不很短的时间，结果都是消声匿迹。抗日前有一次我问蔡元培是否还有提倡古琴音乐的兴趣，他的回答是：“试过了，中乐是不行的，西乐已被肯定了。”江浙大盐商周庆云，大菜商汪锡予，报界人士史量才，托辣斯首脑叶希明等人物也曾在五四以后召集过全国弹琴家开盛会，讨论“琴学”交流艺事，并整理资料刊印纪录，出版琴书。但只是“昙花一现”，还使得好几个远来的老年琴人后来流死洋场，无人顾恤。有一次我要求史量才再振起一下琴坛的寂寞，他的回答是“我救国要紧，音乐可以不搞了。”胡适带讽刺地说“古琴（只有）它在艺术史上的地位”，赵元任敷衍地说“好的琴曲（只）可以借作音乐学的资料”。以上都是我在抗日前后接触到的情况。这些都说明几乎整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早已把古琴音乐送进博物馆中去了。加上古琴本身音量低微，风格古朴，琴人中神秘主义和虚无主义的意识形态又是一种客观存在，这一切就决定了我对古琴音乐缺乏信心，不肯积极工作的原因。
但是在党的不断动员并给予我以无可逃的工作和任务，我终于以病废之身，投到古琴音乐方面来，也逐渐在工作任务中由消极转化为积极，从被动转变为主动，在下面我将再把近六年来的具体情况提出来，尤其是在去年大跃进中，在党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照耀之下，我的工作任务也做得多些。如果说那些工作可以算作是有些意义，那末，不是我而是党和群众的成绩。
在1953年文艺整风以后，中国音乐家协会的领导同志向我正面提出，要我发动各地琴友把南朝、隋、唐间流行的琴曲《幽兰》和绝响很久的《广陵散》发掘出来。我当时感到十分困难。因为一般弹琴家都只认识近二百多年来的琴谱，明代的谱尚且被称为死谱，怎能弹出南朝、隋、唐的旧本《幽兰》呢？《广陵散》也只有明代初年刊出的宋本，弹琴家一般地害怕烦难，《广陵散》早已成为一个消失了的事物的代名词，而且全曲有四十多段，更不能设想业余的弹琴家能够耐心地去研究它。我犹疑了很久，不敢向任何的琴友提出，但是经过协会一再督促，我才写了两篇文字（《怎样克服古琴谱的缺点》，发表在1953 十二号《人民音乐》；《幽兰指法集解》发表在《民族音乐论文集》第一辑），并编写《幽兰研究实录》三期，与各地琴友紧密联系，互相督促，从事《幽兰》的研究。结果在1956的全国音乐周时，有七人交卷，录入了中国音乐研究所的音档。《广陵散》先由音研所管平湖先生进行研究，未及二年即已弹出，到第一次音乐周时，弹出的又另有四人。
从1953年起，我们在北京的弹琴家时常被邀参加汇报演出，我和溥雪斋先生还不时被邀参加隆重的演出，招待贵宾。这是十分光荣的任务。1954年底，我接受了音乐家协会要我参加“中国民间古典音乐巡回演出”的任务。这是一次创举，要到国内十几个城市演出五十多场，其中有陕北女声合唱队，民族乐队，二胡、琵琶名家的表演。他们都充满着信心，准备大显身手。但是我在此次演出的最初一小段时间里总以为广大的群众不会再给予“礼节性”的欢迎，风格古朴的古琴，和不能自信的演奏水平，也有很大的可能要使古琴音乐将在这一次考验之下不再容许在新社会存在了！但是结果与我的顾虑大大相反，不但每次演奏之后照样受到鼓掌欢迎，有时还一再谢幕。最使我感动的是从上海演出开始，有一次在一个五万观众的场合，一再谢幕之后，仍然要重新上台再来一次。后来知道，这一次的观众并不是一般市民和知识分子，而是上海市的工人、近郊农民和上海的解放军。我的思想就从此大大的改变，精神也振奋起来了。在此以前，不但我，而且许多音乐工作者和知识分子，不是今天而是自古以来都认为“知音难得”，能欣赏古琴的人可能极少有，也可能只限于接触过古典艺术的部分知识分子或市民。从来不敢设想劳动人民和广大的工农兵群众也会爱好古琴这种音乐。但是，活生生的现实，恰恰与此相反。解放了的、作了国家主人翁的劳动人民，他们同样也是会欣赏古琴音乐的。当我们巡回演出完毕回到北京时，音乐家协会吕骥同志向全团的演员说：“民间和古典艺术，都是人民创造的，但是以往创造的果实多被少数人占去了；我们今天把人民的东西还给了人民，这就是这次民间古典音乐中每一节目都受到狂热的欢迎的原因”。正是这种党和群众的教育，使我只搞研究不搞演出的错误思想有了的转变。正是这种党和群众的教育，使我能在近五年来欢欣鼓舞地在古琴的研究和传习之外，还向国内外广大群众出演了一百多场。
从1954年初开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某些地区的广播台，要我组织一些琴友给他们奏录古琴曲，并给他们撰写古琴音乐的说明，供作广播材料。我帮助他们做了。但我又用旧社会的经验来看待后果，以为他们拿去放送一两次就会擦掉，因为这些琴曲是不会给听众以很好的印象的。然而事实又与我的推测相反，这些古琴曲是列作民间音乐定期播送的，不仅有爱听古琴音乐的群众，而且有些古琴曲还被听众要求制成了唱片发行。最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是，有一些青年听众接二连三地请广播电台转信给我，要求学习弹琴。不象旧社会那样只是偶然一次，而是定期经常把古琴音乐拿来广播，才会引起听众对传统艺术发生这样的爱好，引起社会对这一乐种的肯定，引起音乐院校的开设专科，使得这一优良传统得到传承。这又说明只有党才会教育群众去抢救遗产。党和群众又教育了我，使我认识到这一传统音乐艺术是优良的，是应该发扬的，是应该以积极乐观的态度来对待的。
也是从1953年起，我继整理资料组织琴家弹出《幽兰》之后，陆续提供了不少有关古琴的资料，作了几次收集采访的工作，比较有意义的是：1954年在《人民音乐》报导了《漫谈古琴》，1955年为音协写了“现时尚存的琴人和琴曲”的调查报告；1956年受文化部、音协、音研所委托带领工作组到国内二十个地方收集了86琴人262曲，近两千分钟的录音，和一些极重要的古琴文献及基建出土中有关古琴文物的图片；1957年为苏州乐器厂及特种工艺生产合作社提供了传统的造琴法和造弦法的全面资料，并组织社会力量帮助我完成了八十万言的琴曲辞典《存见古琴曲谱辑览》。最值得指出的是在1958年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我虽然因两次出国参加学术会议宣扬文化被占去四个多月的时间，我仍然和我的工作组把一部一百二十万字的古琴指法辞典《古琴指法谱字辑览》于十个月内编成，在1958年的国庆前向党献礼而得到表扬。这些研究整理工作，不管它是否绝对完善，但都有积极的意义——为继承发扬而作准备。这些研究整理的东西既然可以肯定是有用的材料，那么这一工作的成绩不应当归功于我，而应当归功于党和群众。
此外1964年青年艺术剧院要我把技法传授给《屈原》的演员，使古琴实际演奏第一次出现于话剧；1955年北京电影制片厂让我把古琴和乐队一同演奏，使古琴曲能应用于许多影片之中；1967年中央歌舞团把我弹唱的琴歌《苏武》编成合唱，在世界青年联欢节得到荣誉。从1954年直到现在中国音乐研究所督促着我团结北京的琴人和爱好古琴的音乐家，组织、维持并发展北京古琴研究会，使研究古琴的群众力量得以经常发挥。这一切都无一而不是党的领导和群众的力量在起着作用。
中国解放已十周年了，六亿五千万中国人民正在欢呼称庆，我虽然回顾到我过去的思想情绪和工作而有所惭作，但是看到古琴今天已被党的杨枝上的甘露浇成了艺术之花，也在庆欣大会之中含着笑，放着它的清秀的色彩，吐着它的恬静的芬芳，我就不禁跟着大家一起欢腾，一起欢呼无产阶级的文化建设万岁！
1959.9. 4.